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(上)

    对于皇帝的金口玉言亲自催促，高部堂还是很给面子的。次日一早，由户部尚书高务实领衔主笔、兵部尚书周咏联名附署递呈的《为遵圣意纾民困省耗费请革新驿站并议邮传诸事疏》便送进了内阁，简称《革新驿站疏》。

    当日内阁的主笔阁臣恰好是首辅申时行，他一看到这道《革新驿站疏》居然写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，立刻就知道正戏来了。申元辅飞快地把这道疏文自己先看了一遍，看完后深吸一口气，闭目思索了一下，立刻派人将王锡爵找来议事。

    没错，此前的“废除粮长制”风波正是由王锡爵提议、申时行拍板，然后两人合作暗中推动的。目的当然毫无疑问，就是针对高务实。

    申元辅值房之中的其他人早已被请了出去，整间房里只有他一人，雍容平和地端坐不动，真个是宰相气度。

    王锡爵进来左右扫了一眼，面上露出微笑，道：“看元辅这架势，想是高日新终于肯应战了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申时行点了点头，伸手虚做一个请式，道：“元驭兄请坐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道了声谢，自行落座，又问道：“不知我所预料的那上中下三策，高日新是选了哪一策？”

    “如我所料，高日新选了上策。”申时行微微一笑：“元驭兄，我记得你此前刚刚回京入阁的时候，我便和你说过，高日新虽然年轻，但他在十几年前就表现得如同一只老狐狸了，你若只把他当做小狐狸看，那是真要走眼的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听了申时行的话，居然也没有太意外，颔首道：“元辅所言甚是。这一次他都能放弃下策与中策，可见此子不仅聪慧，而且极有定力。

    不瞒元辅，我曾以此策问及犬子，让犬子站在高日新的立场来思考如何应对我所设计的这一局面。当时犬子先想了一会儿，回答正是下策。我又指点了几句，犬子再三思考，也才想到中策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叹息一声：“非是锡爵自夸，犬子论读书还是不错的，可惜在这些事上与高日新一比，两相差距实不能以道理计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之子王衡曾获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，因为有人嫉妒，污蔑此次考试有舞弊情况，王锡爵一怒之下当众表示自己退休之前儿子不再应试。所以历史上王衡是在万历二十九年才再次参加科举，一考便是第二名，与乃父当年一样成为榜眼，同时为自己当年的解元正了名。

    此刻王锡爵说他“读书还是不错的”，那真不叫自夸，甚至还太谦虚了点。不过，王锡爵评价他在政治上的水平不行，从其只想到“预定三策”中的下策，甚至经过指点也只想到中策来看，似乎……也不算妄自菲薄，基本就是事实。

    不过申时行还是劝他看开点，苦笑道：“令郎尚未出仕，不知宦海凶险，能想到下策已经不错了。犬子入仕经年，我同样也以此计考他，他想了一整晚，也不过想到中策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所料之下策，是以京华之雄厚财力，强行接下各地粮税及金花银之解运。此策之中所包含的考量与权衡，在于京华是否能够接得下此事，以及接下此事之后所造成之影响。

    犬子当时报了几个数，大概意思便是京华只需要投入天津、上海、宁波三港或最多再加上广州港在内四大港之年入，便能接下此事。在他看来，能够接下如此重任，实在是为朝廷、为皇上分忧，必能让皇上高看，从此倚重更甚，善莫大焉。

    而后我便提示他说，倘若京华一力掌控天下财赋之转运，朝廷一举一动都要仰仗其力，则天下之权究竟在谁？”

    “犬子被我问得怔住，好半晌才回过神来。”王阁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然后他又说，既是如此，那便接不得这个差事，不如发动言论，以祖制不可轻易而推脱。

    另外他又说，江南等地自一条鞭法施行之后，解运粮税变成了解运金花银，为各地粮长省去许多麻烦和耗费。是以大可继续将一条鞭法推广天下，待到两京十三省都只需粮长们解运金花银，这耗费自然也就下来了，粮长之制也就勉强还能继续维持……呵呵，委实天真。”

    申时行无奈道：“小辈尚难担当重任，我辈除了悉心教导，又能如何？”

    说完这话，申元辅自嘲似的摇了摇头，又道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中策虽然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患，但若是为免朝局动荡而考虑，其实倒也算是一次太极推手。此策虽不治本，好歹也能治个标，俟得将来格局变化再做打算，本也不能说错，还算是慎重之谋了。”

    “慎重之谋？”王锡爵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，森然道：“高日新若只如犬子这般能耐，漫说是挑了下策，便是挑了这中策，我都有至少三种办法让他威信扫地，不仅在皇上眼里大失能臣气象，在实学派内部也要被许维桢、沈仲化抓到机会，狠狠地打击一番。

    说不定到那个时候，高日新便要丢了他那‘天下文胆’的虚名，也将再不复‘三代首辅之所望’的地位！若能如此，我心学内部至少便能得数年喘息之机，遴选后进、着重培养，将来再与实学相争，便不愁无人能继了。”

    申时行露出一脸苦笑，叹息道：“可他毕竟是高日新啊。元驭兄，他是八岁便做了太子伴读的人，到如今其实差不多已经出仕二十年了，岂能把他看做那些不及而立之年的新科士子？”

    王锡爵眉头一挑，问道：“那么这位‘老臣’此番到底是打算如何应对？可是如我所料的那样，拿驿站出来顶替京华如今在解运诸事上的用处？”

    “他么……算是吧。”申时行点头道。

    王锡爵这次总算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。虽然他这么做逃过了最大的陷阱，不过用驿站取代京华的船队马队，一来是他京华依旧要损失一笔收入，二来那驿站之事涉及甚广，要协调好可不容易，咱们有的是办法继续给他制造麻烦。

    只要麻烦一多，纵然他生了一颗比干般的七窍玲珑心，也免不得会有忙中出错的可能，到时候……哼！”

    申时行看来却没王锡爵这般乐观，他皱着眉头，扬了扬手中的那道奏疏道：“驿站之事自然是牵涉甚广，不过从他今日这道奏疏来看……他似乎并不怕牵涉甚广，甚至还有些生怕牵涉不够广似的。”

    申元辅说着，把手中的奏疏朝王锡爵递了过去。

    “哦？”王锡爵的表情看来有些意外，微微皱眉接过奏疏，道：“我且看看。”申时行点头道：“元驭兄请自便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看这道奏疏看得十分仔细，不仅一字不漏，而且时不时还会沉吟不动片刻，甚至倒回去再看上文。

    申时行的耐心极好，完全对得起“首辅气度”四字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别说催促了，就连多余的动作和声音都没有半点。

    好不容易等到王锡爵看完奏疏，申时行依旧不曾主动开口询问，而只是看着王锡爵面带思索地将奏疏放在一旁。申时行面色如常地看着他，等他先说话。

    谁知道这次王锡爵竟然一反常态，没有一上来就论及己方的应对之策，反而捻须夸赞道：“倘若不问立场，高日新以其魄力才干而言，诚可谓不世之王佐。”说着，用手指点了点被他放在案上的奏疏，再次赞道：“如冰之清，如玉之洁，法而不威，和而不亵。”

    申时行沉默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惜非同道。”

    王锡爵面色一滞，幽幽长叹，道：“是啊，惜非同道。”

    他方才所赞高务实的“如冰之清，如玉之洁，法而不威，和而不亵”乃出自曹植，是曹植称赞荀彧的话，出自其《光禄大夫荀侯诔》。

    曹植当时的原句是“如冰之清，如玉之絜(洁)，法而不威，和而不亵，百寮士庶，歔欷沾缨，机女投杼，农夫辍耕，轮给辄而不转，马悲鸣而倚衡。”——显然这是曹植在荀彧去世之后写来纪念和赞颂他的，性质上属于盖棺定论。

    以王锡爵当年三鼎甲级别的学霸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但他偏偏用这样一句对荀彧的“盖棺定论”用在年纪轻轻的高务实身上。

    考虑到他说这句话的语境不像是反讽，那只能说明他看完《革新驿站疏》之后，是真的被高务实的举动震撼了，所以才有这样过分的夸赞。

    在后世，连诸葛亮都有人质疑，反倒是对于曹操阵营的荀彧，几乎所有人都不吝赞其一句王佐之才，可见其才能之高，品行之正。大明以降，除了红朝首任总理之外，怕是很难再找出这样一块无暇之璧。

    不过，要说王锡爵忽然之间对高务实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，还得先说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驿站之事“牵连甚广”的根源。

    大明驿站的建立、平时的制度、出现的问题等，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[注：参见本书卷二，冠京华，第045章，谕德上疏]，此处不再赘述，且说几点尚未提到的。

    早在元朝的时候，驿站叫做“站赤”，有马、车、牛、驴、船、狗、轿等多种方式，马匹是最主要的，牛、车、船亦为数不少。

    种类一多，管理起来就很麻烦。于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琐的驿站分类进行简化和归类，将马站、船站合为水马驿，牛、骡、驴、驼这些大牲口和运夫单独析出，设为递运所，再加上从元朝继承而来的急递铺，此三者便组成了大明驿站的三大部分。

    那么，明代的驿站是归属于哪个衙门管理呢？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了。大明没有“高官”的转运部门，宋、金的转运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。

    结果就是明代解运物资，是以州县为单位。这属于明代财政制度的一个方面，此处不做过多解释，只说一点：这个现实存在，导致了明代驿站三大体系是直接隶属于中枢的，而具体来说，属于兵部车驾司。

    大明废中书省而权归六部，兵部理论上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，兵部车驾司掌卤簿、仪仗、禁卫、驿传、厩牧之事。也就是管理皇帝仪仗、车驾，同时管理驿站系统。

    而地方的驿站，管事的叫驿丞，衙门是挂在州县衙门，所以驿丞往往也算在州县的官吏里，驿站的办公经费是从州县财政里调拨，所谓“支直于府若州县，而籍其出入”是也。

    但是大明的正税并不包含这一项，所以对于驿站的经费，是要单独征收的，这在后世有个专用词叫“摊派”。比如说，这一年驿站一共花了一千两银子，本县有五千户人口，那就是每家摊派二钱银子。

    以上是驿站整体的情况，但光说整体不能深入问题的复杂性，还得单独具体的说一下这三种体系。

    水马驿前面说了，分为水驿、马驿，水马设驿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，两地之间正好是一天的路程，这在高务实初任广西巡按御史的时候就提到过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一早从这个驿站出发，走一天，到下午的时候肯定能赶到下一个驿站。这两地之间的距离，马驿是六十到八十里，水驿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。这个时代骑兵部队每天行进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(不考虑特殊情况，比如精锐骑兵脱离辎重奔袭等)。

    在没有改变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，这个速度一直到后来抗战的时候仍是如此，而驿站同样遵循这个原则。

    急递铺起源于宋，在宋朝叫“急脚递”。金、元沿袭了这一制度，并在元朝发扬光大，正式成为制度。明朝也继承了元代急递铺的制度，并将其再次发扬光大。

    元代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尚不固定，“每十里或十五里、二十里，则设一铺”，而明代则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国的时候就出台规定：“急递铺，凡十里设一铺”。

    实际操作中，限于地形因素，当然也并非真的就如此整齐划一，但多数还是遵循此规定的。后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，比如叫八里铺、十里铺、十八里铺、三十里铺之类的，大多都是这种急递铺的历史遗存。

    递运所则是大明首创，其实就是把元代站赤中的牛、骡、驴、驼等几种站单独析出而设。前面说了，大明没有省一级的递运部门，所有的解运都是以州县为单位分开递运。

    明初的时候就是如此，是以各地卫所的驻军来运送，后来朱元璋觉得这样容易影响地方戍军的战斗力，所以就单独设立了一个体系叫递运所，每个城池一处。

    而平时所说的驿站，一般往往单指马驿，或者顶多加上水驿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驿站体系属于国家、朝廷，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朝廷服务，可并非是为社会提供便利的，因此此时的驿站本身是不允许个人使用的。

    大明的水马驿，主要作用是接待往来朝廷官、吏、兵(不是打仗的兵，算是通信兵)，而这些公职人员，需要拿一个驿符，这个是朝廷按需配发的信物。

    比如说你是行人司的一名行人，这是明代的一个官职，品级不大，一般负责传旨——之前说过大明并不是由太监专门负责传旨——现在你是行人司的行人，你从北京出发，前往云南省城，给镇守当地的黔国公宣旨，告诉他说皇帝念沐公爷你久镇边疆功高劳苦，特意升官一级。

    那么你在出发之前，就需要去兵部车驾司领取一个驿符，上面会写上你是谁，要去哪儿，办什么事，属于哪个衙门。这些都写清楚了，你才能拿着走人，沿途驿站才会为你服务。

    具体来说格式一般是这样的，上面写着：“皇帝圣旨：公差人员经过驿站，持此符验，方许应付马匹。如无此符，擅便给驿，各驿官吏不行执法徇情应付者，俱各治以重罪，宜令准此。某年某月某日。”在这道驿符中间还画着一匹马。

    然后从北京到昆明这五千多里的路，你大概要走两个月，其间换乘马匹、船只，包括吃住费用，都完全由各处驿站承包，你个人通通不用管。

    如果你没有这个驿符呢？那很抱歉，你是不能使用驿站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之前说过明朝中后期很多制度都被阳奉阴违搞得名存实亡了，驿符也不例外。不是说这东西没了，而是经常变成了一种礼物，成为居家旅行走亲访友必备。

    比如徐霞客写他的游记需要满天下跑，其间就没少用这个——然而他并没有官职，理论上根本不应该能用上这个东西。

    于是这样一来，地方驿站的经费一年比一年高，财政压力一年比一年大，最后崇祯说干脆把驿站取消一部分吧。

    其实崇祯只是裁撤了三成的驿站，并没有废弃整个驿站体系。但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，有个陕西米脂县银川马驿的驿卒就失业了，没几天就干起了造反的好买卖——他叫李自成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个问题在隆庆末、万历初的那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。隆庆五年六月初二，时任太子伴读、假翰林院侍读学士、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的高务实上了一道奏疏，叫做《为遵祖训原意请整肃驿站以纾驿路疏》。

    经过一系列斗争和运作，最终这道疏文中提出的主要措施，基本在高拱、郭朴两任首辅的任期内得到执行。

    这些措施之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：其一，取消驿站向地方征收税款、征发徭役的权力，由地方官府代收一笔驿税，该驿税根据驿站规模大小、设施好坏、人员众寡来定；其次，驿站实际情况的监督，一是由朝廷委派专员每年进行至少一次不定期突击检查，二是由当地官府切实督查。

    当时高务实的这两个举措，最直接导致的一个中枢层面的变化，就是从那之后户部也涉及到了驿站的管理体系之内，驿站不再是由兵部单管，而户部的主要职责是包括查账在内的各项监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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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：明天去做核酸，确定阴性之后要回长沙，不然小家伙不满居家隔离时间就没法上学……希望排队的时间不会太长。